孙立川 避难蒙山的的文人们 转载

老炒

避难蒙山的文人们


　　由桂林到蒙山，一路山水秀丽，驱车直进，也不过2小时的车程。蒙山乃一山城，古称永安洲，为太平天国军于金田村起义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洪秀全以此为据点，封杨秀清等为王，故又被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称作“太平天国开国封王地”。这个蛰伏在万山之中的山城，却与香港的文人们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梁羽生出身此地，太平天国研究家简又文、国学大师饶宗颐等曾于抗战烽火中避难蒙山乡下。

　　2005年3月，我奉饶宗颐先生之命，前往蒙山访胜。事缘3年之前，蒙山县政府欲请饶先生赐下墨宝。饶先生欣然命笔，题了一幅对联：“旧游萦美梦，羁旅忆皋桥”。上联右题曰：“曩昔自桂林奔蒙山寄居龙头村梁鸾寓皋伯通赁舂之处庾信赋予皋桥羁旅者也。”在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及蒙山政协小陶等人的奔走下，这幅对联终被刻石于蒙山文墟镇的一座廊桥上，此桥是通往梁羽生故乡的必经之道。

　　钟文典教授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为蒙山中学的同学。钟先生于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师从郑天挺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曾请胡适为其故乡的文尔小学题名，胡适的题字后毁于文革中。他此次特地与我同行，一路向我解说。他是国内著名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多年来在上庠教学，桃李无数。虽已届81高龄，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是一位恂恂硕儒。与他同行，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60多年前，日寇侵华，铁蹄蹂躏之处，烽火连天，血雨腥风。京沪沦陷之后，许多院校、文化团体纷纷南迁桂林。一时之间，桂林成为中国后方抗日的文化重镇。如今健在的香港作家罗孚、曾敏之先生都是广西人，亦都活跃于此。不久前同白先勇先生畅谈，得知他也是桂林人，其父白崇禧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曾亲从桂林到蒙山布置抗日军事工作。白先勇说，我觉得桂林之所以成为文化人抗日的聚集地，与广西军民的誓死抗日不无干系。而文化人在乱世中辗转求生、共赴国难，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气节的表现。

　　群公艰苦餐藜藿

　　要为国家树梁栋

　　抗战后期，饶宗颐先生在无锡国专的广西分校任教。无锡国专先从无锡迁到长沙，1938年又由湘迁来桂林，复又迁往北流，1941年再迁回桂林。1944年秋，寇焰嚣炽，敌锋逼近桂林。饶先生由桂林坐了一架牛车，走了2天才由桂林只身来到蒙山。60年前的乙酉年（1945）重阳，饶宗颐先生将他在蒙山避难时所写诗稿合为一集，名曰《瑶山集》，其自序云：“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曾两度入大瑶山，攀十丈之天藤，观百围之柚木……干戈未息，忧患方滋。”沉痛悲怆之情，溢于言辞矣!

　　由荔浦到蒙山，路上听钟文典教授讲史，不觉之间已抵埠。参观了武庙的“太平天国开国封王地”，此匾额为梁羽生所题，香港书法家吴羊璧先生手书。后即驱车往文墟镇。文墟桥上，行人如鲫，廊桥不过百米，风雨不侵，桥上有老人摆摊做小买卖，民风淳朴。桥头嵌有左右二块石碑，正是饶公所撰联句的新刻。我向当地的人们介绍了饶公《瑶山集》中有一首诗中曾提到“皋桥”及“羁旅”二句。诗前云：“冼玉清自连州燕喜亭贻书及诗，予避兵西奔，仓皇中赋报。”冼玉清是岭南才女，著名的中山大学教授，她与陈寅恪、饶宗颐诸先生时有唱和。冼玉清赠饶公的诗云：“卖痴声不到山村，祈谷人家笑语喧。我自无聊闲读赋，蟪蛄鸣处忆王孙。”饶公答诗：“千秋燕亭喜，寂寞今无主。玉想琼思处，江山伴凄苦。地似皋桥僻，怀哉暂羁旅。出郭濑浅浅，入门风虎虎。攀桂聊淹留，万方惊窘步。遗我尺素书，未曾及酸楚。日月苦缠迫，春愁种何许。山中听蟪蛄，吟篇应无数。十年拓诗境，澒洞复几度。且试写古抱，宁复怨修阻。休谱厄屯歌，哀时泪如雨。”

　　返港后与饶公谈到这些往事，他颇有不堪回首之慨。他说曾在蒙山以易经卜卦，得离卦，卦云突如焚如。果不其然，日军入蒙山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以此桥所在的文墟街的“五·一六”血案尤为血腥。日军在2小时之内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7人。从此他不再以易卜卦，因为一卜卦就想到当年那个悲惨的情景。《蒙山史志通讯》中有江注盛文，指日寇在蒙山9个月，共计杀害男女221人，奸淫妇女91人，烧毁民房1302间，抢掠稻谷4000余担，耕牛100多头，财物无数。而蒙山人民奋起抗击日军的暴行，前仆后继，可歌可泣。或赤手空拳，或以土枪土炮、棍棒为武器，与敌殊死搏斗，毙敌数十名。《瑶山集》中有诗句记云：“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村名)。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文墟早起》又云：“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岣。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逃难之中，饶公又牵挂国事，《哀桂林》、《哀柳州》、《交墟行》等诗中，都因战火下的国破山河在，生灵涂炭的惨景而每每执笔而起，忧患诗篇，读之催人泪下。

　　一方面，在敌寇的围剿中仓皇躲藏，一方面又因山区的生活条件极差而艰难度日。饶公于漂泊中办了一所“黄花书院”。我在文墟街上，幸遇一李姓老汉，他说曾在饶公门下上学，奠定了他的基础，此后半辈子都当小学教员，直至退休。但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那样的虎口余生的危难中，饶公竟然不忘做学问。他特地邀了几个学生和文友，两次结伴深入瑶山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去考察。一路上，过旱峡，泊岭祖村，考察瑶族民俗，不为崎岖山道所阻。《瑶山集》的诗稿正表现出他虽在兵罅中仍不忘研究学术，这种精神正代表了不屈不挠的文人风骨。

　　共写肝胆浮大白

　　弦歌直可压兵革

　　梁羽生先生的老家即是文墟乡屯治村，其父陈信玉先生早年在文墟镇上经营一药局，此店距那廊桥不过一箭之遥。岁月沧桑，但老药局的柱子上的店名仍依稀可辨。梁先生一向对饶公执弟子之礼。原来，早在饶公避难蒙山时梁羽生就已拜识他了，并请饶公教他填词写诗。这也与他大半生喜欢诗词不无关系。

　　梁羽生与简又文先生也有一段师生缘。简又文先生是中国现代最早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他是广东新会人，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解放后常居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因研究林语堂，常看《论语》、《西风》、《大风》等杂志，简又文常在其中发表文章，又以“大华烈士”(俄文“同志”一词的谐音)为笔名。1972年，中国还处于文革的狂飙之中，简又文却将自己珍藏的《刘猛进碑》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他竟敢于相信彼时的文化机构会保存此件堪称国宝级的文物。熟究书法史的人都知道，此碑是世上仅存的四块隋碑之一，且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块，价值连城。可见他并非某些人认定的“反动文人”。

　　且说这位当年的文化名人曾因抗战，以笔为武器，在香港创办《大风》半月刊，后辗转南迁广西。那时他将自己避难的水上浮宅称作“藕孔”，语出梵典的“藕孔避兵”。及至敌寇兵临湘桂，他又从平乐携眷渡江直趋荔浦，南下蒙山，先寄居于蒙山县城。彼时，老朋友饶宗颐先生，以及赵文炳、何觉等人亦均滞留此地，因而时相过从，兼事唱酬。

　　1944年重阳日，这群避难蒙山的文化人曾有个文酒之会。简又文诗吟：“甲申中秋后一夕，举杯邀月忘主客。赵何饶孔联翩来，松风映带须眉碧。振衣千仞饶平饶，经史刚柔凿禹迹。”(岭东饶固庵宗颐，曾寓饶平凤凰山，以千仞名其诗集，尤精古与地学。)简又文因战乱不断逃难，未到广西时，前路茫茫，不知欲往何处，忽想起门生中有一位蒙山人，即梁羽生先生的堂兄陈文奇先生，因而去信联络，即受到陈家的热烈欢迎。简又文一行有三家人，家眷数十人，抵蒙山文墟屯治村时，悉数由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先生接济，国难之中，他以其真诚的善心款待这批落难的文化人。梁羽生也是在这一期间正式拜简又文先生为师的。

　　简又文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文统正式拜我为师，严格重新训练其英语英文，并授以行囊中《白沙子全集》，劝其多读修身养性之学，而不要溺于颓靡的诗词。文奇的三叔(按：即梁羽生父)与我成为挚友。几个家庭相处和谐之极。同时，我得享受生平从未经过的真正农村生活，十分有趣，知识加增。(文统于胜利后，有《拜师记》一篇，评述此时期我们的生活，胜利后在广州《人间世》发表)。”

　　1945年1月15日，日寇200人由汉奸黄某接应，入据蒙山。此时，简又文一行已避入屯治村陈家祖屋。次日，梁羽生与其堂兄即带他们逃入六排山中。天黑山高，山路崎岖，家人失散，一番折腾。为安全计，于山中农家租一大屋，楼上住人，楼下则为养猪之所，臭气冲天。简又文租了一小座堆牛屎的砖屋，命名为“牛矢山房”，在彼处开课，教他们讲英语或口授文天祥的《正气歌》、于谦的《石灰》、岳飞的《满江红》等。在那里虽为山居，生活清苦，但平安无事。饶宗颐与赵文炳两位先生还特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去访他，使得简先生欢欣无限。

　　抗战胜利回粤，简先生常为友人述及那时的避难生活。他的文友、著名漫画家叶因泉即挥笔作《牛矢山房课子图》。叶因泉曾以避难时所见所历画了百幅《流民图》，送给广东文献馆。

　　饶公的《瑶山集》有《寄题牛矢山房课子图为简又文》一首，其中有句云：“乱峰合沓号六排，妖氛未豁此低回。千里连山利御寇，一村断发辟篙莱。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同君避地甘茶惯，为君题句心颜开。”云云。

　　然而，牛矢山房的平静日子过不了多久，日军又血洗文墟，延至4月，只有再一次往山中逃去。此一次由陈文统带路。于悬崖峭壁的崎岖山路上艰难爬行，简又文说此次乃是他自抗战后避难搬迁之第十一次。而那条山路就是当年太平军由陆路进入蒙山的路途之一。他不由得感慨：“于患难中也得些史料，再踏上太平军北伐路线，方知当年大军之劳苦进军也。”所谓三句不离本行，作为一名太平天国研究家，这样的特别研究也是其他研究家所无法体验的。

　　之后，避难生活结束，简又文举家下梧州返广州，陈文统也欲去岭南大学读书，就一路同行，也才有了后来的香港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这已是后话。

　　简又文在《宦海飘流二十年》(按：该文在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回忆这段避难生活时曾慨言：“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自觉曩年只为爱国热诚，并非为名利创办‘今是’之举为不枉，出财出力，不过区区，而几百门人中竟有一个是救我全家的大恩人，所得实多了。”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蒙山之后，这批避难的文人个个大喜过望，大有“漫卷诗书喜若狂”的激情。饶公有《九月三日》诗一首：“举杯同祝中兴日，甲午而来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莞尔，楼船兼作受降城。”无锡国专在北流复学，饶先生又再次执教于此。待日本宣布投降，他即乘船东下广州，又转至香港，自此定居此地。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蒙山避难时的文化人，后来竟都在香港做出了一番文化事业，这一段历史也将成为研究香港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史料。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文人的风骨当在国难、乱离之中突显出来，历代文人多有忧患诗篇，气节成为评定诗人诗篇的一个道德准则。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或选择投笔从戎，或不愿依附异族成为汉奸国贼而开始流亡生涯。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抗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头，有人藉以托词，不愿南来避难，最后当了汉奸，如周作人是也；有人落水，为虎作伥，如胡兰成是也。而更多的人不囿于政治观点的歧异而踏上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抗日之路。

　　香港某大学讲师新近为文，指中国人自夸打败日本，实乃美国人才有力量打败日本，以为中国人有贪天功为己有之嫌，并将之称为伪造历史，如同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责一般，云云。这与日本右翼所云日本败于美国原子弹之言殊途同归，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无知之言。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3000余万人，使日军死伤几百万人，抗战区几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区的三分之一。这种战绩是为世所公认的，不然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为何可占一席?再看看简又文、饶宗颐、梁羽生这些文弱文人当年不当亡国奴的英雄气概，就知道中国的历史学者们也以自己的作为来为历史记下一笔。还是白先勇说得好，中国人的抗日最惨烈，但也最顽强。

　　这一篇纪事也为当时的中国文化人的抗战之心作一有力之佐证!

平凡的稔

说与瞎说，历史就在那里；辩与狡辩，铁证就在那里！
闯别人家里打了人承认错误并真心悔过还算是好人，闯别人家里打了人坚持说自己从未打人只能是坏人！

麻要问真名

鬼子怎么不多点来蒙山，蒙山人都不知道鬼子什么样............

放开那姑娘

好多。。。我纯顶帖

平凡的稔

谁说蒙山人没见过鬼子？打日本鬼子耳刮子的人都还健在！

老炒

这些都是史实 不可忘却的事实

老炒

喜欢看这类的人好象不多！！！！

老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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